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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理群X洪子诚:我们只借用那些可以加倍归还的东西

2017-12-01 09:07 来源:凤凰文化 阅读

钱理群和洪子诚两位老师来了。一个,手里拿本《探索与争鸣》杂志,这期是人工智能与未来社会专刊,AI是近些日子他坐在养老院的书桌前最爱琢磨的话题;另一个,面前摆个中学小卖部里常能买到的那种红白相间的笔记簿,待会儿,他会从中抽出几张密密麻麻写满字的活页纸,对照着开始演讲——我是如何成为钱理群的同时代人的?

钱老师和洪老师分别是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研究领域最为重要的学者之一(这个“之一”或许都可以去掉)。显然,他们是不同的,钱老师爱笑,张大嘴哈哈哈,很像弥勒佛,文字上也是荡气回肠大开大合。洪老师羞赧得多,他用“怯懦”和“犹豫”形容自己,但多少多少年来,我们早从文字里得知这“犹豫”的背后是清醒的自觉,是不易磨损的坚硬。

因洪老师《文学的阅读》(2017.5),钱老师《鲁迅作品细读》(2017.10)出版的机会,凤凰网读书会得以邀请到两位先生进行对谈。在对谈中,我留意到一个时间点,70年代。

70年代钱老师在贵州,在那个艰难的文革时期,他集结了一些青年一起读鲁迅,从鲁迅处寻找力量,寻找社会和精神的出路。70年代洪老师也在大量地读书,读的是托尔斯泰、契诃夫和曹禺,尤其花了不少时间钻研的,还有《聊斋志异》,那种简洁、传神的语言和叙述方式……不难理解了,洪老师身上所赋有的,那一代人中较稀有的对作品细腻的审美感觉,或许正由此而来。

以下为对谈实录。

高远东、钱理群、洪子诚

活动现场:高远东、钱理群、洪子诚

“文学”在他那里,是“作为方法”的

高远东:我先介绍一下我们的两位嘉宾,钱理群老师和洪子诚老师。他们都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退休教授,也都是我的老师,两位都是有精神追求和精神品格的学者。我个人认为钱老师是一个积极浪漫主义者,洪老师是一个消极浪漫主义者,所以今天两位学者的对话可能是偏于理想主义的,是历史和现实之间的一场有精神内涵的对话。

洪子诚:对话的题目是高远东老师拟的,对钱老师来说正好合适,这是他二三十年来思考、实践的核心问题。对我来说这个考题就有点难。我征得同意,就从个人化的方面,也就是和钱老师的关系谈起。首先要感谢这次活动的主办方。

我跟钱老师虽然是朋友,但见面机会不多。还没退休的时候,他属现代文学教研室,我是当代文学,活动不在一块儿。退休以后他搬到昌平那边,见面就更难了。有时候跟他的学生姚丹他们说,想办法制造一些机会,让我们见面聊聊天。但是想不起什么由头。

和谢冕老师,会有一些诗歌问题商议,而且他是美食家,我跟着他学习“食不厌精”,知道有好的菜馆,就会拿这个作为由头聚会。可是这个对钱理群来完全失效。几次和他一起吃过饭,问他菜做的怎么样?他总是一脸茫然说:“今天吃的什么?”他是个纯粹精神性的人。我不一样,我会买菜做饭,从电视看球赛,会无所事事发呆。钱老师不会家务,不听音乐,不购物,也不看足球;每天睁开眼就开始思考思想学术问题。所以今天要感谢主办方,距离上一次跟他见面已经快一年了。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我感兴趣的是,为什么把我们两个拉在一起?让我们对话的念头,其实十好几年前就有了。北大中文系的王风老师就提议过,后来也有另外的学生提出,但是都没有实现。我想,可能是我们有某些共同点,但是也有许多的差别吧?差别,才能激起进一步的思考,将问题引至深入。

举一个例子,我们都是以文学研究作为专业的,但是接近文学、想象文学的方式,在起点上就不大相同。读钱老师自传性质的书,知道“文革”期间,也就是70年代他在贵州,和一些青年一起读鲁迅,从鲁迅寻找力量,寻找社会和精神的出路。“文学”在他那里是向内,也是向外的:既与个人生命史,也和社会、人类问题的密切关连。不大确切地说,“文学”在他那里,是“作为方法”的。

70年代我当时也读书。不过不是鲁迅,也不是“公共性”阅读。托尔斯泰、契诃夫,尤其是契诃夫的剧本,还有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罗亭》,手边纪德唯一的书《地粮》,曹禺的剧本,还有我当时能看到的“黄皮书”。

曾花了不少时间读“聊斋”,惊叹的是那种简洁、传神的语言和叙述方式……相比起来,觉得和钱理群是两种境界。他是从文学介入社会现实,我是借文学“逃避”。这让我想起上海吴亮说的,大意是说70他年代的阅读,与其是求知的饥渴,不如说是逃避的饥渴。“逃避”自然是消极的了,不过如果自我辩护,有时候也还有一点点积极意义。

逃避也是对另外一个世界,另外的语言方式、生活方式的想象、期待。我们不是经常把赫拉克利特的话挂在嘴边吗,“上坡的路和下坡的路是同一条路”。但是,上坡的路跟下坡的路总归不是一条路。

刚才高远东说,钱理群是积极浪漫主义,我是消极浪漫主义。积极浪漫主义,就是唐·吉诃德了。不仅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而且坚持在晦暗中寻找、发现光亮,始终不懈奋斗、争取。钱老师有一本书叫《丰富的痛苦》,讨论堂吉诃德和哈姆雷特的“东移”。

这个论题来自屠格涅夫19世纪末的一次演说。钱老师有哈姆雷特的成分,但是本质上属于堂吉诃德。毫无疑问,这是我们时代最可贵的品格。他既“撕裂美好憧憬所穿戴的面纱”,但也顽强地从晦暗不明中发现希望和光亮。至于说到我是“消极浪漫主义”,这对也不对:我确实比较消极,可是我一点也不浪漫。

知识分子介入现实的时候,很容易归结为立场的表达和道德的宣泄

我要说的第三点,是我今天自拟的题目:“我是如何成为钱理群的同时代人的?”。“同时代人”最近是个热门词,黄子平针对阿甘本的观点有深入精辟的论述。黄子平说,这个词起源于19世纪的俄国,那时俄国出现了一大批杰出作家艺术家,“同时代人”是经常使用的词汇。如果不把事情弄得太复杂的话,这里也可以用“同龄人”来取代,就是“我如何成为钱理群的同龄人”。

认识钱理群是1978年之后,那时我是教师,他则从贵州带着几十万字的鲁迅研究书稿,到北大报考王瑶先生的研究生。因为时代不断发生的断裂,也因为个人如果不依附某一代际群体就难以获得讲述历史的资格,代际划分在这几十年,是流行的分析工具。

在80年代以至90年代一段时间里,虽然没有明确的名目,我跟钱老师显然分属不同的“代”。在思想和学术上,他属于年青的,先锋探索的一代。当时这个“群体”(姑且这么说),有黄子平、陈平原、赵园、季红真、王富仁他们,大奖88有陈思和、王晓明、南帆,蔡翔、夏中义,吴亮……。

他们最初的学术成果,通过上海文艺出版社的“文艺探索书系”和浙江文艺出版社的“新人文丛”集结推出。“新人文丛”的“新人”,很切合他们当年的位置。

那个时候,我和与我相似的“一代”,是背负沉重的“十七年”思想精神负累,虽勉力前行但步履蹒跚的中年人。这个定位,在我这里维持了很长时间。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到了90年代后期和新世纪初,突然感觉我和钱理群好像成为“同时代人”了。这个时候回去查查我们的出生年月,才发现都是1939年,他好像还比我大几个月:不折不扣的“同龄人”。

这个变化是怎么产生的?一般地说,时间拉长了,原先的差异有可能变得模糊。具体说来,从钱理群方面,是他也难以阻挡岁月的磨损,总有一天也不再年轻,慢慢就变得和我一样老……

钱理群:我没有中年,先是青年学者,后来就变成老教授,没有中年的。

洪子诚:从我这面说,觉得自己还不是个不求上进的人,从80年代到90年代还是努力做了很多功课,学习很多东西。从前辈、同辈,也从钱理群他们的先锋青年群体。

说老实话,我从他们那里可能比从同辈学到更多东西。他们的许多著作都认真读过,《艰难的选择》、《论十小说家》、《心灵的探寻》、《沉思的老树的精灵》、《丰富的痛苦》、《先驱者的形象》、《所罗门的瓶子》、《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精神漫游》、《在东西方的文化碰撞中》等等。

感觉在坚持原有的生活—文学经验和艺术感觉的基础上,我有重要的调整和吸纳。我从这个“群体”中辨认与我相同,也不同的理念,感情状态和分析方法,他们学术态度和精神风貌有一些方面留给我深刻印象。

譬如,学术工作是跟生命,和历史的使命感相联系的。这自然是80年代不少学人的共同品格,我在一篇写乐黛云老师的文章里——这篇文章收在《我的阅读史》里——称她的学术是“有生命热度的学术”,也就是将自己的“故事”与时代的问题和痛苦交织,这和将研究作为一种外在于自己生命的职业是不同的。

钱理群第一本书《心灵的探寻》的扉页上,有这样的手写体题词:“向青年学生讲述我的鲁迅观,这是做了几十年的梦。现在使命已经完成,我应当自动隐去……”自然,他后来并没有“隐去”,而是锲而不舍更加积极地讲述。这种嵌入“时代”不仅体现在总体的态度,研究的选题,而且体现在具体分析论述中,深化在语言方式的“肌理”层面。

还有一点是,他们与“时代”,与现实的关系,既是“嵌入”的,也是疏离的,也就是保持着一种审视、批判的距离,特别是针对权力、财富、时尚的迷信、崇拜上。几十年来潮起潮落,有时候且变幻莫测,但不认为都要做“弄潮儿”,有时候岸上的位置也是一种必要的选择。

钱老师发挥王瑶先生的观点说,“知识分子”就是有知识,也是分子。“分子”意味着某种独立性,某种坚守,不是“精致”地看风使舵,趋炎附势。而且,“批判性”距离不仅针对外在现实,也面向自身。从钱老师80年代到今天的研究中可以看到,他一直在反省中,自觉地调整自己的观点、方法。

说到“知识分子”的“知识”,也就是专业水准。现在谈到介入、现实关怀等等,很容易就归结为立场表达和道德宣泄;这当然也重要,却相当忽略对从事专业的专注的强调。

无论是文学写作对语言、技艺的重视,学术研究的材料积累和不断探寻辨识的专业精神,都是写作者和研究者“言说”世界的前提。没有这种执着的专业精神,空谈理想、道德用处是不大的。“技艺”、“专业水准”是一种自我的“权力制约”,这种“约束”很必要,规范你的热情和工作方向,避免朝涣散和脆弱跌落。

不过这种“约束”,并不是为了顺应“职场”需要的规则。我和钱老师一样,都经历过一个思想精神“化约”和“清理”的时代,如何从这里面挣脱,光靠热情和想象是不可能的。你读钱理群的书,听他讲述他的研究计划,就会特别感叹他在鲁迅,在当代问题的研究上下的功夫,几十年对相关材料的蒐集分析,积极寻找相应的理论工具,这方面付出的精力确实让我感叹!他的经验是,立足于从事的专业的精深钻研,文学、学术研究社会空间的开拓才有可能实现。

和这个相联系的是,如何建立独特的与历史的联系方式,也是钱老师他们提供的经验。记得王家新曾经引用法国当代诗人勒内·夏尔的话,“我们只借用那些可以加倍归还的东西。”

从历史上找到可以“加倍归还”的思想精神资源,在钱理群那里,就是鲁迅。他以鲁迅为核心自觉建立自己的精神家族谱系。有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钱老师鲁迅讲的有点多,但鲁迅在他那里不是现成药方。80年代的“钱理群鲁迅”,和90年代,和现在的“钱理群鲁迅”,既有一以贯之贯的线索,也有深刻的变化:面对历史现实问题,钱老师是在出色地“加倍归还”。


最后,我想引一段德国哲学家洛维特在他的《一九三三》这本书中的一段话。这段话也写在我的一篇短文《谈文学的焦虑症》里面。洛维特写到1919年他在大学课堂上听马克思·韦伯的《学术作为一种志业》的“极其震撼”的演讲,说“在我们这个已经除魅了的世界上,继续等待先知来告诉我们该怎么行动是没有用的,韦伯由此得到一个结论:我们应该动手去做我们的工作,‘做好当前的要求’——当前的要求总是简单而平实的。”我想,钱老师的工作,也是在体现这样的人格,呼应这样的生活、工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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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12-01发布  |   次关注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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