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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自由的苏醒,1860—1865

2019-06-10 09:49 来源:中国大奖88艺术 阅读

撰文:约瑟夫·弗兰克

翻译:戴大洪

《陀思妥耶夫斯基:自由的苏醒,1860—1865》,(美)约瑟夫·弗兰克著,戴大洪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4月出版。以下内容受权转自该书。

本书是约瑟夫·弗兰克所著受到广泛赞誉的五卷本陀思妥耶夫斯基传记的第三卷。本卷的内容从作家流放西伯利亚十年后返回圣彼得堡开始。一八四五年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作为备受赞誉的小说《穷人》的年轻作者而声名鹊起,在因涉嫌政治谋反遭到逮捕和流放后,他突然被人们所遗忘。他返回首都决心重新确立自己的文学声望。身为两份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期的文化-社会动荡中刊行的文学杂志的编辑和撰稿人,陀思妥耶夫斯基很快就会发现那些将要为他的成熟杰作奠定基础的主题。弗兰克描述了亚历山大二世统治时期小说家在因“自由意识的苏醒”而产生的各种力量的相互作用下自我界定的复杂过程。

约瑟夫·弗兰克

约瑟夫·弗兰克(Joseph Frank,1918—2013) 普林斯顿大学比较文学荣休教授,斯坦福大学比较文学和斯拉夫语语言文学荣休教授。代表作五卷本《陀思妥耶夫斯基》(1976—2002)曾获美国全国图书评论俱乐部奖(传记类),两次(美国大学优秀学生联谊会的)克里斯蒂安·高斯奖,两次(现代语言协会的)詹姆斯·拉塞尔·洛厄尔奖,《洛杉矶时报》图书奖以及另外一些荣誉。另著有《现代小说的空间形式》(1991)、《宗教与理性之间:俄国文学与文化随笔》(2010)、《回应现代性:文化政治随笔》(2012)等。

戴大洪 1982年毕业于北京工业学院(现北京理工大学)光学工程系。译有《第三共和国的崩溃:1940年法国沦陷之研究》《雷蒙德·卡佛:一位作家的一生》《古拉格:一部历史》《陀思妥耶夫斯基:反叛的种子,1821—1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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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屋手记》记录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人生中的一段至关重要的经历,同时它也是一部独立的文学作品;为了做到完全公正地评价它,就要从这两个方面对它进行解读研究。作为一份文献,本书已经在涉及一八五〇至一八六〇年这一时期的第二卷中对它进行了充分的核查。《死屋手记》正是根据陀思妥耶夫斯基服刑这几年的实际经历写成的。这里我们将再次讨论这个文本,但是这一次主要把它当作一部艺术作品,并且从几个不同的方面解读它。一个方面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期的社会史,《死屋手记》在当时引发了一场广泛的社会文化争论;另一个方面是这本书在当时文坛的地位;第三个方面是它独特的文学品质,这种品质显示了在其他地方难得体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才华的多面性;最后,我们将看到它如何明确地划出了主题思想领域,不久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将在这个领域与激进派意识形态展开论战。

狱中回忆录对我们来说司空见惯(唉,俄国文学同样盛产狱中回忆录,如今已是举不胜举!),以至人们往往会忘记为他的祖国奉献了第一部狱中回忆录杰作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然而,这是事实:他的《死屋手记》在俄国开创了这一文学类型,从而回应了人们对那些违反了国家法律的“不幸的人”(普通百姓总是这样称呼他们),尤其是那些并非普通刑事犯的政治犯的生活状况疑惧重重的巨大好奇心。

陀思妥耶夫斯基身陷囹圄以后想到要写一本这样的书,多年来他根据这个想法构思了初步的轮廓,他在一八五九年十月简要描述了自己的想法。“根据一个拟订好的完整提纲,”他写信告诉米哈伊尔,“这部《死屋手记》现在在我的头脑里已经成形。……我的形象不会出现。这是某个无名氏的手记;但我保证它们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们的意义至关重要。既有严肃、阴暗和幽默的内容,也有充满囚犯个人特色的农民对话(我曾把当场记录的一些对话抄给你看过),还描写了以前在文学作品中没有出现过的一些人物,情节感人,最后,最重要的是我的名字。……我相信,公众将会如饥似渴地阅读它。”陀思妥耶夫斯基说他的“名字”很重要这一点表明,他估计读者将会认为这部作品真实记录了他的服刑生涯。但是,作为一名政治犯,他在书中无处不在然而并不显山露水(“我的形象不会出现”)。《死屋手记》小心翼翼地保持了这种双重视角,因此,我们必须时刻牢记这一点,以避免做出错误的判断:或者把这本书当作一部如实叙述的回忆录,或者把它当作一部纯虚构作品。实际上,它是两者独出心裁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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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屋手记》的发表立即在报刊上引起了关于俄国司法和监狱制度的激烈争论;由于它所提供的情况,人们建议或主张进行各种各样的改革。在监狱的医院里,垂死的囚犯必须戴着脚镣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这一场景激起公众极大的愤慨,人们愤怒地质疑这种毫无意义的残忍规定的必要性。引起广泛讨论的还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关于量刑时应当考虑犯罪动机的要求。“例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写道,“两个人都杀了人;因此,两个罪犯受到几乎同样的惩罚。然而,看一看犯罪与犯罪之间的区别吧。一个人可能由于微不足道的原因而杀人,为了一头洋葱。……另一个人则是为了保护他的未婚妻、妹妹和孩子的名誉而杀了一个好色纵欲的恶霸。一个人是个逃亡者[一个逃命的农奴],他为捍卫自己的自由和生命杀了人,被成群结队的追捕者围追堵截,经常饿得快要死去;而另一个人则为享受杀人的快乐杀害小孩儿,他从双手沾满小孩儿鲜血的感觉中得到乐趣,享受孩子们的恐惧,喜欢看着他们在刀下像鸽子一样作最后的挣扎。可是,两人被判处服同样的苦役。”

除了这些法律行政问题之外,公众反应最强烈的是全书始终赞赏的温暖人心的人道主义。陀思妥耶夫斯基成功地“拯救”了由罪犯和被社会抛弃者所组成的整整一个社会阶层(当然,不是拯救了他们全部,而是拯救了绝大部分),通过以富有洞察力的同情目光扫描这些人,他使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回到人的行列中。这些人物以个体出现,各有自己的经历、性格和心理特征,陀思妥耶夫斯基经常让他的人物用他们自己的语言讲述他们的故事。他还一次又一次勾勒出一幅不那么引人注目的背景以揭示,指控农民罪犯实施的那些暴力行为往往是无法忍受的羞辱和虐待引起的反应。人们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农民群体——他们以前被当作一个在精神上完全不可救赎的群体——的这种态度延续发展了其四十年代作品的精神实质。但由于人们注意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用贬低的手法描写犹太犯人伊赛·福米奇·布姆施泰因,他的“人道主义”是否真诚因而时常受到质疑。如何对待这个人物与许多问题有关,尤其是与以下事实有关:伊赛·布姆施泰因——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狱友中唯一一个犹太血统的囚犯——在监狱的档案里被登记为一个改信东正教的皈依者。可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把他描写成一个遵守教规的犹太教徒,他虔诚地祈祷并且为其他囚犯提供了许多乐趣。此外,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这种常规仪式的描写有许多前后矛盾和夸大不实之处;其中一些可能只是失误,但是另一些显然使伊赛的行为在旁观者眼中显得更加滑稽可笑。

无论与他实际上可能看到的有什么关系,都不能说人们眼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伊赛的漫画式描写超出了十九世纪大部分时间在俄国文坛流行的轻蔑对待犹太人的做法;但是它与对另一些囚犯富有好感的描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然而,叙述者对伊赛·福米奇的态度绝不是完全不友好或敌视的。他甚至说他们是“好朋友”;而且,正如戴维·戈尔茨坦在评论澡堂那个场景时所说,“他想起‘我的同牢狱友和苦役营伙伴、令人难忘的伊赛·福米奇乐呵呵的面孔’时,即使谈不上喜欢也不乏同情。”对于我们来说,这种感触不能完全抵消总体印象引起的反感,但是,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当初的读者来说,这种感触可能就是“人道主义”的充分体现,因为他们司空见惯了只用一种方式对待犹太人,这种方式排除了任何把犹太人当作一个一个人的个人认同感。

未来多年人们将继续用这种眼光看待《死屋手记》,它为陀思妥耶夫斯基长期保留了进步人士的名声,即使是在他的小说明确对准俄国激进派的意识形态基础之后。我们马上就能看到,苦役营生活中促使他转变年轻时的激进倾向的那些方面不是完全被忽视,就是被认为与更突出的总体印象相比并不重要。对于当时的读者来说,最重要的是它突然发出的人道主义呼声,这足以使人们闭口不谈其他内容。正如И.И.扎莫京所说,他的同时代人顶多认识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早期的人道主义——它在四十年代以与俄国西方主义相同的外国思想根源为基础——如今凝结成一种更加具体的形式:用人道主义具体分析解释俄国现实。”然而,这种演变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的俄国文坛随处可见,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自身发展所特有的细微之处并没有立即脱颖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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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屋手记》的由来显然应当归因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中的不幸事件,但是,它也恰好顺应了俄国文学当时喷涌的一股潮流。许多人用素描般的松散笔法写出自己的个人经历,然后以看似随意的方式组合起来拿去发表;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这一类作品都很熟悉。《死屋手记》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文学方面多才多艺的一个明证,它证明陀思妥耶夫斯基可以使他的文学技巧适合他所选择的题材,进而达到他要达到的艺术目的。最重要的是,读者毫不怀疑他的叙述的真实性;所以,陀思妥耶夫斯基避免了一切“小说”的效果,改造发展了他所欣赏的俄国作家大量使用的素描特写体裁,写出了具有独创性的作品。

与屠格涅夫或托尔斯泰的素描不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素描通过插入两位背景叙述者与读者沟通。第一位叙述者是这本书的假定编者,他在引言中出现,给人的印象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富有好奇心并且善于观察的人;他不是西伯利亚本地人,曾经在那里生活过很长时间——可能像陀思妥耶夫斯基服完苦役后不久认识的朋友弗兰格尔男爵一样是一名官员。第一位叙述者以充满文绉绉的讽刺意味的调侃口吻描述了这个偏远地区的生活(“当地居民都是纯朴的老百姓,没有自由主义的想法;一切按照古老、坚实、长期受人尊敬的传统进行”),他向俄国读者暗示,这个地方实际上是一个罪恶的渊薮。他的话也是为了引导读者透过文字的表面仔细寻找隐含的意义,同时,这个信号肯定是想提醒读者不要完全从表面上理解第一位叙述者所提供的关于第二位叙述者的信息。这些特写名义上的作者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戈良奇科夫(名字暗示这是一个饱受苦难的人:戈良奇科夫的词头горя在俄语中的意思是“灾难”或“不幸”)以前是个地主,因为在婚后的头一年出于嫉妒一怒之下杀死了妻子而服刑十年。戈良奇科夫完全过着隐居的生活,靠教当地的孩子读书认字挣一点钱维持生计,也许是因为服刑多年以后无法适应正常的生活,他回避与外界的任何接触。

戈良奇科夫突然去世之后,第一位叙述者在关键时刻抢救出了死者的一些文件,使它们没有被人撕毁和丢弃。这些文件大部分是死者学生的作业,但有一捆是“断断续续地描述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十年苦役营生活”的手稿。这些描述不时中断,插进一些别的故事,“一些匆匆记下的奇怪而可怕的回忆,杂乱无章,像抽风一样,仿佛迫于某种无法抗拒的冲动。我把这些片段反复读了几遍,几乎相信它们是在精神错乱的状态下所写的”。这些“奇怪而可怕的回忆”也许与杀妻有关,它困扰着戈良奇科夫,使他的内心无法安宁;在圣卡捷琳娜日[他的妻子名叫卡佳,卡佳(Катя)是卡捷琳娜(Катерина)的小名。],“他总是为什么人唱安魂曲”。因此,遗稿的这部分内容没有发表(尽管它可能被认为预示了出现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事情)。编者认为,只有戈良奇科夫对其牢狱生涯的描述才“不会让人感到索然无味”,因为戈良奇科夫揭示了“一个迄今无人知晓的全新世界”,所以,编者决定把他这些手稿交给公众评说。

是否应当认真对待第二位叙述者始终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俄国和国外的一些评论者倾向于认为确实应当非常认真地对待他,因此,一向主张打破传统的维克托·什克洛夫斯基试图证明有理由把戈良奇科夫的命运当作解读这本书的关键因素。但是,如果我们把他而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当作《死屋手记》的真正叙述者,那就不能不指责作者不可原谅的疏忽大意。例如,在第二章,当阿基姆·阿基米奇告诉这位罪犯叙述者农民囚犯“不喜欢贵族……尤其是政治犯”时,他显然是在对后一类人中的某个人说话;还有另一些关于叙述者的政治犯身份的暗示遍布全书。此外,如果我们认为戈良奇科夫不只是一个假定的人物,那就可以指责陀思妥耶夫斯基任凭他的整个主题与包含着主题的背景叙述之间发生令人不安的冲突。因为叙述者没有在死屋里发现令人欣慰的真理;没有了解民众从而战胜自己最初的绝望;没有他在获释之后所感到的那种活力、希望以及开始新生活的可能性——没有符合我们阅读的这部手稿的假定作者戈良奇科夫的性格和命运的这些经历和感受。什克洛夫斯基试图以他惯有的机智回避这一难以解释的矛盾之处,他提出,读者理应意识到戈良奇科夫走向自由时终于脱掉了脚镣与从米哈伊洛夫的尸体上卸下脚镣这一场景之间具有某种联系。但是,即使建立了这种联系,其效果也只能是对比而不是等同。此外,正如В.А.图尼马诺夫所说,在读者看来,“走出苦役营的不是戈良奇科夫,而是作者兼叙述者,即,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死屋手记》的‘结局’一点也不绝望,因此,人们显然不应夸大这本书的悲观情绪。……”

在我看来,公众广泛接受的观点似乎更有说服力:陀思妥耶夫斯基引入戈良奇科夫主要是作为一种手段以免审查带来麻烦,因此,他不希望读者认为这一适当的手段还有更重要的作用。实际上,读者也没有这样认为:人们普遍认为这本书或多或少真实记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作为政治犯的经历,尽管他在多年以后有点幽默地说起过,他仍然会遇到一些人,相信他是因为杀害了妻子而被送去服苦役的。

尽管我们同意戈良奇科夫与其说是一位叙述者还不如说是一个工具,尽管我们同意在书中说话的明确无误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然而,R.L.杰克逊敏锐地指出,虚构这个人物仍然可能具有某种更为深刻的意义。我们得到的关于戈良奇科夫的印象是,他几乎不与任何人来往,看上去好像生活在一种惊魂未定——似乎是某种痛苦而难忘的经历的影响过于严重以至他根本无法克服——的状态中,这肯定体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对其苦役营遭遇的反应的某个方面。从这本书的内容里几乎看不到这种态度的反映,或者更确切地说,我们发现它逐步演变成理解和友好的感觉,尽管没有描述产生这种变化的心路历程。杰克逊认为,通过安排心烦意乱的戈良奇科夫在作品的开头出现,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某种意义上把他排除在作品的其余部分之外,这就“使《死屋手记》摆脱了极度个人化的、愤世嫉俗的主观专断,摆脱了因不得不在‘这帮人’当中生活多年而被逼迫到怨恨和绝望的极限、精神几乎完全枯竭的备受折磨的自我”。在我看来,这一推测似乎相当有道理,因此,在创作《死屋手记》的过程中,戈良奇科夫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很好地起到了这种宣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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乍一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似乎没有什么组织结构,只是直截了当、有点混乱并且不可避免地小心谨慎地描述了他的苦役营岁月。但其实他对书中的内容进行了更为精心的组织,因此,这部作品的整体结构反映了叙述者逐步深入苦役营这个令人迷茫的陌生世界的过程——随着慢慢克服了自己先入为主的偏见,他对最初只是让他感到厌恶和失望的那些人的强烈人性及其特有的道德品质产生了新的认识。于是,由这一认识变化所引导的作品的进展具有“动感”,从而再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亲身经历的道德心理同化和重新评价的曲折过程。

《死屋手记》的前六章描述了他在面对这个陌生新世界的初期所感到的迷茫。只是在经历了最初这个阶段,对出现在自己面前的骇人景象不再感到困惑之后,一个个个体才开始清晰地脱颖而出,接着,人名上了各章的标题。К.莫丘利斯基恰如其分地具体说明了这方面的情况,他评论说,起初,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个外部观察者,仅仅抓住了最突出和最显著的特征”;只是在后来“他才深入到这个世界隐秘的深处”,“重新理解他看到的事情,重新评估他的第一印象,得出更深刻的结论”。雅克·卡托还敏锐地注意到,章节编排的原则在第一部分与第二部分之间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第一部分强调的是刚一接触苦役营所感到的震惊(“第一印象”)或是对个别人物突然产生的认识(“彼得罗夫”),而第二部分则扩展到通过空间(“医院”)或松散归类的主题(“苦役营的动物”“难友”)使各章形成一个整体。也就是说,随着叙述者融入这个群体的日常生活,在前面的章节里非常突出的他的个人存在逐渐消失在背景中。

评论者常常对书中的“重复”持否定看法,他们没有意识到,这种人物和题旨的回放构成了作品结构的一部分,作者通过这种结构使叙述者消极的第一印象深化转变。这些重复还加强了读者的感觉:叙述者生活在一个一成不变的封闭世界里,在这个世界里,人和时间本身没完没了地循环往复,不许发生任何实际变化。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时间的处理其实特别微妙而且让人不知不觉,努力通过素描特写貌似简朴的表现形式引导读者的感觉;因此,他预示了我们今天在使对叙事时间的朦胧印象符合主观经验方面所进行的许多实验。在前面那些章节里,由于叙述者努力专心面对他不得不面对的陌生感觉,时间在叙述中停止了;但它逐渐迅速流逝,直到最后我们难以相信地发现,实际上已经过去了十年。在这方面,我们可以把《死屋手记》与结构非常相似的托马斯·曼的《魔山》进行对比。“小说通过组织结构引导读者以各种方式体验时间。”一位评论者写道,“章节编排所依据的原则并不深奥,它是一种简单的感觉:当我们刚一进入一种新的环境时,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大量细节上,随着我们适应了这种新环境,这些细节逐渐简单地变成了实质相同的日常琐事。……托马斯·曼以高度的艺术感悟构建了这种时间场景。很显然,时间的节奏(时,天,周,月,年)在每一章的结尾开始变得模糊了,进入下一章的节奏,逐渐产生书中出现的各种独立的时间节奏‘始终一致’的效果。当然,托马斯·曼的主题具有多重讨论的价值增强了小说‘经常处于现在时’的倾向。”

陀思妥耶夫斯基几乎创造了同样的效果,他也使用主题,尽管不是多么自觉。托马斯·曼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个伟大读者,因此,我们只能推测,他也许从《死屋手记》的技巧中学到了不少东西。《死屋手记》的大部分内容也是围绕着季节循环安排的(服刑第一年基本上围绕着季节循环,尽管陀思妥耶夫斯基很快就不再严格地按照事情的时间顺序叙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希望他来到苦役营第一个月期间举行的圣诞节庆祝活动——其中包括犯人去澡堂洗澡和戏剧演出——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因此,他把自己进入苦役营的时间提前到十二月份,尽管他实际进入的时间是一月二十五日。皮埃尔·帕斯卡尔注意到,在《俄罗斯世界》上发表的第一章里,这个日期原本写的是“一月间”,后来,它在第二章里被提前到十二月。杂志提醒读者需要更改第一个日期,将其归咎于排版错误。另外,我们知道,戏剧演出发生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服刑的一八五一年十一月,根本不是书里所说的那个时间。这使它具有了素描特写作品通常所没有的统一性和连贯性。

也许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使作品具有的这种异乎寻常的整体感导致许多人思考《死屋手记》应当归类为哪一种体裁。它是一系列素描,一部个人回忆录,还是像维克托·什克洛夫斯基所坚持认为的那样是“一部特殊类型的小说”,一部关于一个群体而不是一个个人或家庭的纪实小说?试图回答这个问题的人们进行了许多巧妙的分析,没有出现任何显然令人信服的答案。合理的结论是,它是一种混合形式,结合了三种体裁的各种因素,而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独创的这种混合形式比把它适当地归类更重要。毫无疑问,它像屠格涅夫的作品一样基于素描特写这种体裁;还像托尔斯泰的作品一样含有充分的个人回忆录元素(陷入并且适应一种令人困惑的陌生而且可怕的环境的经历);不过,什克洛夫斯基提醒人们注意囚犯群体在作品中的重要性也是正确的,因为,使《死屋手记》与所有类似作品不同的是,一个有教养的俄国人为了理解并且描述农民世界——他不得不暂时把它当作自己的世界——的道德精神实质所进行的前所未有的努力。

陀思妥耶夫斯基素描中的背景经常是由苦役营生活——他与苦役犯群体一起过着这种生活——的种种强制措施提供的。在《死屋手记》中,描写了节假日和另一些打破日常生活令人窒息的沉闷乏味的事件(例如苦役营的戏剧演出)之后,这种典型的封闭压抑的背景一次又一次出现在叙述的结尾。“可是为什么要描写这种乱七八糟的事情呢!难以忍受的这一天终于过去了。囚犯们在铺板上睡着了。当晚他们在睡梦中咕咕哝哝说的梦话比平常更多。这里那里还有人在玩牌。盼望已久的节日过完了。明天照常出工,明天又要干活儿了。”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就是苦役营世界的“大自然”,它不许人们在它无边的浩瀚中抚慰消解自己的苦闷;相反,它只能使那些可能短暂地感觉到自由意识高涨的个人更加绝望地在群体命运的禁锢中沉沦。

《死屋手记》还有一个方面使它明显地区别于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的类似作品(《猎人笔记》和《塞瓦斯托波尔故事》)。三位作家具有相同的优先考虑的主题:一位有教养的上层社会人士遭遇了俄国的平民百姓;每个人以其独特的方式处理了这一主题。屠格涅夫强调俄国农民生活精神层面的美丽和富饶,强调其迷信行为和风俗习惯的诗意,通过这样做他使农民的农奴地位和随意虐待农民的行为变得更加不可原谅。托尔斯泰在塞瓦斯托波尔的城防工事里认识了俄国农民,他们平静淡泊、毫不张扬的英雄主义让他吃惊——这与上流社会军官满腹的虚荣心大相径庭,后者朝思暮想的是勋章和晋升。“你意识到激励他们[农民士兵]的不是你自己体验过的那种卑微的欲望或健忘,而是某种更强大的东西……”,这种认识使托尔斯泰“高兴地确信,俄国人民有力量”。然而,他们平静并且近乎快乐地赴死只不过证明这种力量是出于对上帝、沙皇和俄罗斯母亲本能的忠诚。

唯有陀思妥耶夫斯基描写了俄国普通老百姓对他们被奴役的处境的反抗,他们极其憎恨压迫他们的贵族,准备在虐待变得无法忍受因而被逼无奈的情况下用刀子和斧头进行反击。更重要的是,正是这样一些农民——他们的罪行大部分是暴力抗议不把他们当作完全具有感知能力的人——被陀思妥耶夫斯基挑选出来作为俄国民众最杰出的代表:“人们终归必须说出全部真相;这些人不是一般的人。他们也许是我国人民当中最有才华、最有力量的人。但是,他们的巨大能量被白白地浪费了,被不正常、不公正、不可挽回地浪费了。这应当怪谁,这是谁之罪?就是这个问题,应当怪谁?”答案毫无疑问是:应当怪令人憎恶的农奴制度,还应当怪导致人们把农奴当作劣等种群来对待的错综复杂的社会习俗。并不让人感到惊讶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对俄国农民——他认为他们在反抗最残暴的奴役的不懈斗争中不屈不挠——的描述首先受到六十年代初期胸怀革命抱负的俄国激进派的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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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粹从艺术的角度看,《死屋手记》可能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写成的最不同寻常的一本书——不考虑它描写监狱生活的新颖之处,仅以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的创作为背景而论在俄国文学中也是少有的不同寻常。人们可能难以确认这部苦役营回忆录与他那些纯粹创作的作品出自同一个人之手。在这里,冷静客观的表述取代了小说强烈的戏剧性描写;几乎没有对于人物心态的周密分析;有些成段的精彩描述显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一个外部世界观察者的能力,尽管对话和独白在他的小说里明显超过了对景色风光和地点场所的描述。

可以说,《死屋手记》的这些“非陀思妥耶夫斯基”品质正是他的许多同时代人喜欢他这部苦役营回忆录超过喜欢他另外那些我们现在认为更有价值的作品的原因之一。屠格涅夫在写给А.А.费特的一封信中谈到《罪与罚》“散发着臭味的自我撕裂”(他是在谈第二部分);但是他说《死屋手记》澡堂的场景“简直就是但丁的地狱”。赫尔岑同样认为《死屋手记》堪比但丁的作品,而且他还补充说,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描绘一座西伯利亚监狱里的众生相创作出一幅神似米开朗琪罗的壁画”。托尔斯泰也很欣赏这本书,认为它是最有独创性的俄国散文作品之一;他在《什么是艺术?》中把《死屋手记》与世界文学为数不多的几部作品归为一类,他说这些作品堪称“从上帝和他人之爱中获取灵感的崇高的宗教艺术”的典范。

屠格涅夫特意称赞的澡堂场景的确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实例,它体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用粗狂的笔触描写宏大场面并且绘制一幅堪与托尔斯泰亲手绘制的战争图景相媲美的图景的能力。它篇幅太长以至无法全文引用,但是,引用几段内容就能传达它的神韵:

偌大的地面上没有巴掌大的空隙可以让犯人蹲下去从水桶里往身上撩水。……在蒸浴床上和爬上蒸浴床的台阶上,人们拥挤着蹲在一起洗澡。不过他们只是大概洗洗。农民很少用肥皂和热水洗澡;他们只是用蒸汽蒸、用浴帚使劲抽打之后再用冷水冲洗——这就是他们洗澡的概念。蒸浴床上五十根用白桦条扎的浴帚有节奏地起落抽打;他们都被抽打得浑身麻木了。……洗蒸汽浴的犯人后背通常有过去的杖打或者鞭笞留下的明显疤痕,因此他们的后背现在看上去好像刚刚被打伤一样。这些疤痕令人毛骨悚然!一看到它们我就心惊胆战。人们不停地往烧热的砖头上泼水,整个澡堂弥漫着水蒸气的浓雾;他们大笑着又喊又叫。透过雾汽可以看到布满疤痕的后背、剃成阴阳头的脑袋以及蜷曲的胳膊和腿。……我突然想到,如果有一天我们一起下了地狱,那应当很像这个地方。

即使在看似纯粹描述性的段落里,陀思妥耶夫斯基仍然不动声色地精心选择具有象征意义的细节(“因此他们的后背现在看上去好像刚刚被打伤一样”)以强化他的一个主要题旨:由于侮辱人格并且极有可能诱发人类施虐的本能,鞭刑完全没有人性。

陀思妥耶夫斯基巧妙地使用象征,在另一段著名情节也有呈现,即相对轻松的关于苦役营里的动物那一章的一部分,它展现了在其他地方很少看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感性的一面。他在这里描写了一只受伤的鹰,它筋疲力尽并且因为一只翅膀折断而不能飞翔,它被外出干活儿的犯人带回苦役营后躲在营区最远的一个角落里。“我记得,它凶狠地怒视着我们,环顾围观它的人群,张开钩形的鹰喙,准备以命相搏。”

这只拒绝被驯养,最初甚至不屑吃食的老鹰终于开始吃东西了——但是只在独处时才吃,决不当着别人的面吃。囚犯对它很快就没有了新奇感,“不过,每天在它跟前都有几小块鲜肉和一只盛着水的破罐子”。显然有人一直在暗中照顾它,但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几次试图接近它都没有奏效:“我每次走近它时它总是用凶狠、锐利的目光死死盯着我的脸。凶猛孤独的它等待着死亡,怀疑并且敌视一切。”尽管其他囚犯似乎已经忘记了它,但是,在深秋的某一天,它那不可征服的精神促使他们放它出去:“他们说他们必须把老鹰带出去。‘即使非让它死不可,’他们说,‘也不要让它死在牢里。’”

在精彩地描写释放老鹰的情景的那一段内容里,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记录(或者再创作)的谈话片段深刻地表现了囚犯们自己对于自由本能的向往:

他[一个囚犯]把老鹰抛过围墙放回原野。那是深秋的一天,寒冷,阴沉,大风在空旷的原野上呼啸,干草原上枯黄的草丛沙沙作响。老鹰扇动着受伤的翅膀一直飞去,仿佛急于逃离我们无论飞往什么地方。囚犯们好奇地看着它的头掠过草丛。

“看它!”一个囚犯恍然若梦地说。“头也不回!”另一个囚犯接着说,“弟兄们,它一次也没有回头,只顾向前飞!”

“难道你指望它回来对你说谢谢?”第三个人评论道。

“啊,不用说,它自由啦。它感到自由啦。”

“伙计们,你们现在看不见它啦。……”

“你们还站着干什么?走吧。”看守们喊道,于是,我们都无精打采、一声不响地干活儿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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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关于鹰的这一段令人难忘的内容象征着贯穿《死屋手记》始终的自由这一题旨的话,那么,引人入胜的“阿库莉卡的丈夫”的故事同样是另一个重大主题的象征。它富有戏剧性地讲述了普通俄国人的生存状况,即使在他们最严重的暴行里,也有一种深沉而纯粹的人性,就算不能补救他们的所作所为,至少表明他们对自己的堕落有忏悔的意识。这种意识总是能让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精神世界的一片黑暗中看到一线至关重要的希望:“有时候,你在监狱里认识一个人多年并且一直看不起他,认为他不是人而是禽兽。接着,出人意外地会在某个偶然的时刻,他因不由自主的冲动突然敞开自己的心扉,于是,你看到了这么丰富的内心,这么细腻的情感,这么善良的心灵,对自己以及他人的痛苦这么透彻的理解,你因此而大开眼界,起初甚至无法相信你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这一切。”实际上,关于这种“突然敞开心扉”的情况,陀思妥耶夫斯基只提供了一个不那么重要的事例——逆来顺受、没有恶意的犯人苏希洛夫像个贴身男仆似的为他做事,有一天在受到一番责备之后放声大哭并且不要他给的钱。不过,“阿库莉卡的丈夫”讲述的另一个极其耸人听闻的故事恰恰是俄国人这种“不由自主的冲动”的例证。

“阿库莉卡的丈夫”是一个农民囚犯在医院里给另一个囚犯讲的故事,陀思妥耶夫斯基用没有受过教育的讲述者的语言风格重新讲述了这个故事;听故事的是个岁数较大的农民,他的插话采用同样的腔调,起了唱诗班伴唱的作用。这是一个包含了激情、自尊、报复乃至谋杀等等元素的令人忧伤的故事,因为毫不留情地描述了俄国农民极其野蛮的习俗而引人注目;但是,故事描述的农民的生活显示出同样不顾一切的激情,一点也不让人感到不协调。

菲利卡·莫罗佐夫是一个典型的俄国浑小子,生性“豪爽”,因为一些钱的事情与十八岁的阿库莉卡——他曾经有点想娶她为妻——的父亲发生了争吵。为了向老人泄愤,他声称已经与老人的女儿睡过觉;结果,听到这些亵渎家人的话以后,这位高贵、富有的本地大人物的反应登时让人眼前一亮。“在古时候,”老人说,“在有德高望重的族长的年代,我会在案板上把她碎尸万段,但是现在只有黑暗和堕落。”父母无情地殴打阿库莉卡(“街坊邻居常常听到阿库莉卡的哭号”),而菲利卡则对自己的报复行为洋洋得意。“我就是要让他们有这种感觉,”他说,“他们不可能忘掉它。”为了掩盖家庭的耻辱,阿库莉卡嫁给了贫穷的故事讲述者,一个完全被更强大的菲利卡所影响的意志薄弱、哭哭啼啼的年轻人。新郎在新婚之夜发现阿库莉卡是个处女,这才意识到她受到了诽谤。但是后来,由于被菲利卡当众谩骂和羞辱,他也开始无缘无故地殴打阿库莉卡——因为,他向一本正经地不赞成他打老婆的插话者承认,“这是凌辱。……此外,我养成了这个习惯……”

与此同时,菲利卡·莫罗佐夫被一个富裕人家花钱雇去代替那一家的儿子应征入伍,于是过上了一种放荡的生活。在等待征召期间,传统习俗允许代替者随心所欲,因此,“菲利卡在雇主家有了一段难得的日子,与女儿睡觉,每天饭后揪一揪父亲的胡须,简直就是为所欲为”。在他离开的那一天,当他乘车经过街道挥手与路人告别时,他看见了阿库莉卡。“他跳下大车在她面前鞠躬忏悔:‘你是我的灵魂……我的至爱。我爱了你两年,’他说,‘现在他们敲锣打鼓送我去当兵。饶恕我,一个清白父亲的清白女儿,因为对你来说我是个无赖,这全都是我的错。’阿库莉卡也向他鞠了一躬,然后用同样郑重的民歌语调回答道:‘请你也饶恕我,好小伙儿,我不认为你做过恶。’”

面对愤怒的丈夫的质问,她告诉他:“为什么?因为我现在爱他胜过爱这世上的一切。”这让满腹怨恨的丈夫无法忍受:度过一个不眠之夜以后,他在第二天不动声色地套上大车把她拉到一片树林里,抓住她那又粗又长的辫子,用刀切开了她的喉咙。“她大声惨叫,血一下子喷了出来,我扔掉刀子,伸出双手抱住她躺到地上,血一个劲地往外流,流到我的脸上和手上。”他跑回家里,躲进一个破旧的浴室,一天以后找到他时他仍然惊恐地蜷缩在那里发呆。根据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描述,他是“一个胆小怯懦、感情脆弱的年轻人”,苦役营的人都“瞧不起”他,而且“可以随意驱使他做任何事情。这不是因为他特别听话,而是因为他喜欢结交朋友,愿意做事讨人欢心”。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于民间故事这种形式的精通及其克制、简练、不动声色的叙述语调令人赞叹不已,后者与他行文尤其是独白常有的紧张节奏正好相反;这些因素表明,如果愿意,他可以成为一个完全不同类型的作家。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把“陀思妥耶夫斯基式”处境——菲利卡·莫罗佐夫“内心”的仇恨及其可怕的后果,然后是他的坦白和忏悔——成功地移植到一个农民的背景中。多少评论者坚持认为,毋庸争辩,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这些人物的冲突只能出现在一种复杂而且积淀深厚的文化氛围中,是城市环境的产物!无论如何,菲利卡与阿库莉卡之间使故事达到高潮的诗意交流的确产生了良好的效果,它成功地通过最纯粹、最高尚的情感的灵光一现暂时拯救了农民可怕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农民的残忍行为一成不变。

阿库莉卡的丈夫讲述的故事也增加了一些新的细节。在相当忠实于原著的独唱之后,另一名囚犯(米哈伊洛夫)死在医院里,他被认出是菲利卡·莫罗佐夫。这一情节上的巧合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希望避免的那种新奇效果;但在歌剧的背景下,它起到了很好的作用。紧接着这个残忍的场景——歌剧的最低点——是令人意外地传来了释放戈良奇科夫的消息。他并没有像书中叙述的那样服满了刑期,而是像另一个囚犯一样因沙皇特赦获得了自由。歌剧的结尾是一段非常感人的囚犯合唱,他们吟唱着一个词:自由——这个词(svoboda)在捷克语中与在俄语中一模一样……

由于《死屋手记》中有几处内容暗示苦役营的生活条件近来有所改善,尽管没有说明具体时间,所有读者都会认为这部作品提到的事情发生在尼古拉一世统治时期。第一位叙述者是在六十年代初期回顾过去,尽管事情发生在不久之前,但到现在几乎已经成为传奇。除了这些与监狱改革有关的事情之外,另外几段叙述也采用了现时的观点。让人印象最深刻的是关于“弑父者伊林斯基”的内容,开篇第一章就讲述了他的故事。伊林斯基是一个放荡的年轻官员,一个寻欢作乐、浑浑噩噩的家伙,他被判决残忍地杀害了富有的父亲,目的是要获取花天酒地生活的钱财;他的经历后来为《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的相关情节提供了核心素材。尽管据说指控伊林斯基的确凿证据堆积如山,陀思妥耶夫斯基从未完全相信他犯了罪,因为他悠闲随和、无忧无虑的个性中的某些东西表明,他声称自己清白无辜可能是有道理的。

在第二部分第七章之前我们几乎没有再看见伊林斯基,直到第一位叙述者在这一章突然介入发表了一个声明:

几天之前《死屋手记》的编辑接到了来自西伯利亚的一个通知,这名犯人确实是无罪的,他毫无道理地服了十年苦役;法庭已经正式确认他无罪,真正的罪犯已经找到,他们也坦白交代了罪行,因此,这个不幸的人已经从苦役营释放了。编辑对这个消息的真实性深信不疑。没有什么可补充的。没有必要详细说明这一事实的全部悲剧意义,也没有必要谈论被这一可怕的指控所摧毁的这个年轻人的一生。这一事实本身给人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

我们无法确定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否在创作过程中实际收到过这种消息,也无法确定他是否预先保留着这种消息以造成出人意料的效果;第二种可能似乎更合理一些,因为正如В.А.图尼马诺夫所说,先前表示的怀疑就是为了揭示伊林斯基的清白所做的精心准备。不过,结果肯定是把读者一下子带到了现实中,使他们意识到他们在书中读到的许多囚犯仍在服刑。更重要的是,这一事件把“事实”的问题戏剧性地表现为衡量人性深度的指标,并且证实陀思妥耶夫斯基相信自己感知的真相胜过相信由司法调查搜集的所谓证据。客观材料与通过敏锐观察所形成的思路的这种对立后来将成为《罪与罚》和《卡拉马佐夫兄弟》的重要题旨之一。在前一部小说中,拉祖米欣激烈地争辩说,仅从有杀人嫌疑的油漆工在人们发现发生了犯罪之后不久的行为方式来看,他就不可能是罪犯;另外,搜集到的所有指控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的证据并没有指向事实真相,而是导致了一次司法误判,如果稍微考虑一下他直率的暴躁性格,这应当是可以避免的。

7

关于写作时间的其他暗示,只要不那么耸人听闻,显然反映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六十年代初期社会文化环境的回应。实际上,完全可以认为全书都是对这种环境的一种回应,陀思妥耶夫斯基描写了农民囚犯天生的基督徒品性以及他们对有教养的阶层充满敌意的疏离感,目的在于揭示希望通过某种激进的意识形态激起革命显然是徒劳的,因为农民一旦完全了解这种意识形态,他们将厌恶地抵制它。题为“请愿”的一章本身就是告诫激进派知识分子不要妄想可以领导一场农民革命。在这一章里,农民囚犯不许叙述者参加他们抗议苦役营的食物腐烂变质的活动。而从民众当中产生的他们的天然领袖过于任性、鲁莽和无知,除了使追随者陷入灾难之外什么事情也做不到。根据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的发展,《死屋手记》的这些方面对我们来说显然比对他的同时代人更引人注目。

不过,有些段落难以理解,除非认为它们明显反对车尔尼雪夫斯基大力鼓吹的一些概念。如今在年轻的一代人当中,这些概念已经成为无可辩驳的真理。例如,有一种坚定的信念,认为环境具有决定人的行为的压倒性力量——陀思妥耶夫斯基拒绝接受这种理论,他在讲述了监狱医院医生自然真挚的医者仁心之后接着提到一些医生收受贿赂、谋取私利、无视患者病痛的情况。他评论说,这种应当受到谴责的行为有时被认为是具有腐蚀作用的“环境”所造成的后果而得到原谅;但他不会接受这种低劣的借口。他断言:“现在是我们不再冷漠地抱怨环境腐蚀我们的时候了。毫无疑问,环境确实毁掉了我们身上的许多东西,但它并没有毁掉一切,可是,一些老奸巨猾的无赖经常通过证明他们受了‘环境’的影响,不仅想掩盖他们的弱点,而且想掩盖他们真正的卑鄙无耻,尤其当这些无赖是一些能言善辩的演说家或作家时。”这样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完全愿意承认环境的压力,但是没有达到彻底排除个人道德责任的程度;因此,他对玩世不恭地滥用这种观点以证明最卑鄙的无赖行径正当合理的危险保持着特别的警惕性。

另一段内容包含着对车尔尼雪夫斯基更明显的抨击,它描写了一个住在苦役营附近全心全意帮助囚犯的寡妇。“在西伯利亚有一些人,”他写道,“而且实际上始终有这么一些人,他们似乎把照顾这些‘不幸的人’当作他们生活的目的,他们对囚犯显示出纯洁、无私的同情和怜悯,仿佛是对待自己的孩子。”有一位这样的太太名叫纳斯塔西娅·伊万诺芙娜,她没有什么引人注目之处,而且确实是个平凡的女人:“在她身上只能看到一种无限的仁慈,看到一种抑制不住的使他人愉快、安慰他人、为他人做一些好事的愿望。”陀思妥耶夫斯基记得她用硬卡纸为他做的一个简易烟盒,烟盒外面贴着一层彩纸还镶着金边;她知道他抽烟,因此认为这个烟盒可能给他带来快乐。“有人断言(我听到过也看到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继续写道,“对他人最纯洁的爱同时也是最彻底的利己主义。在这种情况下能有什么利己主义,我百思不得其解。”

陀思妥耶夫斯基竭尽全力坚决抵制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利己主义的基础上建立新的道德准则的尝试。不过,在这些内容明确挑战以功利主义的标准重建道德规范的企图的同时,在《死屋手记》的另一些地方可以发现某种更加微妙而且更加有力的抵制。这种很快将为《地下室手记》提供灵感的抵制包含在对囚犯显示个性自由的强烈愿望的描写中,尽管他们为了显示个性自由牺牲了一切通常意义上的自身利益,只是暂时产生了非理性的精神心灵自主的幻觉。陀思妥耶夫斯基令人难忘地让我们看到,囚犯们认为比任何东西都宝贵的是“自由或者自由的梦想”,为了坚守这种梦想,他们有时甚至会采取疯狂的行动。

多年来一直压抑着各种反抗的诱惑的所谓模范犯人有时会以一种让当局完全无法理解的自我毁灭的方式突然爆发。“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解释说,“这种突然爆发——它总是发生在最出乎人们意料的人身上——事出有因,它也许只是对自我表现的歇斯底里般的强烈渴望,对自我的下意识渴望,维护自己、维护自己被践踏的人格的欲望,这种欲望突然控制了他,并且达到暴跳如雷、不顾一切、失去理智、抽风痉挛、神经错乱的程度。这好像一个被活埋的人在棺材里醒来之后就会敲打棺材盖并且拼命想推开它,尽管理智肯定会使他确信,他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但是麻烦就在于,这不是一个理智的问题,这是一个神经错乱的问题。”

这个亲眼目睹了被窒息的人性如火山般突然爆发并且能够对其进行如此令人痛苦的深入分析的人不可能认为车尔尼雪夫斯基鼓吹的“理性利己主义”是人类智慧的最高境界。而且我们应当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已经开始象征性地用人类这种根深蒂固的需要——人维护自己人格自由的需要——对抗六十年代一代的社会主义理想,包括对抗他们企图把这种理想与物质决定论和某种功利主义的道德规范结合起来的具有俄国特色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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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6-10发布  |   次关注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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